原标题：信息过剩的当下，我们遗忘了如何遗忘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与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技术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形塑我们的生活。它让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引发包括环境危机、精神失调、信息爆炸、“娱乐至死”等一系列问题。
身处信息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对技术的优势和劣势有所觉察，从而更好思考自己的生活？新一期《新哲人》杂志的主题是技术哲思，探讨了技术对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本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新哲人》主编赞·博格对《第四次革命》作者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的采访，略有删减。
《新哲人02：谁吃掉了你的脑子？》，澳大利亚新哲人编辑部编，向婧婷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版。
人类正在进入哲学史的新篇章
赞·博格：各种形式的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论证得出，近来，技术本身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现在的技术与从前的技术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不同的是，现在的技术不再只是通过其他方式与世界互动。从前，轮子用来代替人力推东西，引擎用来代替马匹，而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环境——数字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而技术媒介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技术，其目的就在于让人们在数字环境中成功地进行交互。
想象一下水池或湖里的鱼。我们现在就像在信息领域中潜水，而我们拥有的技术媒介就是鱼，它们生活的环境就是自己原本的环境。数字与数字交互——软件、数据库、大数据、算法，你还可以说出很多——它们生于数字世界，它们是“本地人”，我们却是被迫进入潜水的环境里。你完全无法想象，人工智能体和与自己构造相同的事物进行交互是什么样子。对于完全类人的生物实体来说，算法对数据所做的处理是难以构想的。
首先，它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环境，而我们是这个新环境中的客人。其次，突然之间，它们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包括我们对现实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我们对自己进行概念化的方式，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我们与其他人互动的方式。这4种方式发生了改变，自然也代表着我们对技术的哲学理解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进入哲学史的新篇章……在所有改变之中，为什么数字技术与引擎、冰箱或者轮子相比，产生了如此不同的作用？我想，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建立在现实环境的基础上，并且转变了我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所有互动，以及我们对自身和现实环境进行概念化的方式。这些是所有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基础，由此逐步发展为新的哲学。
我并不是很热衷于将信息哲学描述成唯一的哲学。如果你对哲学的历史了解得足够多，那么你就会知道，将来有一天还会有其他哲学。但是今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为我们所独有。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紧迫的问题亟待理解和解决。
赞·博格：您所称为“第四次革命”的转变，最重要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是什么？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积极影响是，我们会产生一种解放自我和力量增强的感觉。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蜜月期，我们非常享受它的出现。你可以成为其他人，可以用从未想过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可以花费更少的精力做更多的事情。实际上，这对环境有很多好处。我的意思是，这是一场赌博。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会消耗能量，但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做得更好、做得更多。
《第四次革命》，[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著，王文革译，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
赞·博格：所以，我们有可能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是否去做又是另一回事……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没错。有可能做得更好。你想想我们自我娱乐的方式、我们的教育成果、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对冲突的理解，这些都是正面的故事。无论你挑选过去10年中的哪次巨变、哪次精彩的交流，都可以讲出很好的故事。但是，当然，蜜月期大致快要结束了。我们长大了一点，而这种成长逐渐揭示了这一切的局限性。有的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做到，或是不做，或是用另外的方式去做。
还是回到具体的例子中。如今，技术经常两极分化。它们发生了转变。搜索引擎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愚蠢，但确实使我们的社会分化得更加严重了——愚蠢的人变得更加愚蠢，而聪明的人变得更加聪明。就像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而穷苦人变得更加穷苦一样。这种两极分化是技术发展的部分结果。
这种可悲的结果，我们本来可以避免，我们也仍然可以纠正，但是，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多。这大概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则是互联网的转变。互联网逐渐成为控制、监控、刺探、监视的工具。这真的让人很难过。除此之外，互联网还有一个转变——那些出色的技术开始大规模地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我们主要利用互联网来玩游戏，在社交媒体上推送猫咪照片，或是与他人闲聊。老实说，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多炫酷的技术，而以上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放弃大量有用的信息
赞·博格：很少有人的生活没有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注意力的分散和过多的娱乐消遣，也是因为信息量的过度膨胀。您写道，互联网每天都会“创造大量的数据，足以填满美国所有图书馆的8倍大小”，我们正处于“ZB时代”。这种猛烈的信息冲击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它让我们所处的环境变成了一个生存技能至上的环境。你会被海量的数据、各式各样的信息淹没，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抢夺你的注意力。这就是技术，因为它们想要占据你的时间和注意力。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永远存在，所以我们开始明白，只有能够在这种诱惑下生存的人才可以前进。大多数人都抵抗不了诱惑，会花费3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然后某天突然醒悟过来，说：“等等，什么？已经周日下午了！上午去哪了？”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很重视这个问题——“天哪，有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信息、这么多噪音，太混乱了。”
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的问题。这是一种关于信息海啸的典型研究导向的认识论观点：这些数据大多与科学和知识无关，而是充满琐碎的信息，是人们放在网上的数万亿张照片，或者是他们上次看乐队演出的视频。
但是，如果暂时忘掉认识论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想想这件事：那里的每个事物都在呼唤你的关注，仿佛是一个哭泣的婴儿，而你面对着数万亿个哭泣的婴儿。这至少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我是否要细看朋友发给我的那个最后的视频？还是看他们假期出游的照片？或者是我妈妈和朋友聊天时发的朋友圈？这种分心与科学和知识几乎无关，而是大量的社会信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除非你能够抵抗它，但是很少有人做到。
这就像食物一样。因为我们身边的食物太多，所以我们很难做到健康饮食。其实，并不是因为想要成为运动员，或是想要变得超级苗条，你只是明白，如果一直吃那些垃圾食品，自己可能会死得更早。这和无处不在的信息是一样的，每一条信息都在呼唤我们的注意，每一块巧克力都在呼唤：“吃我，吃我，吃我。”大部分食物是垃圾食品，即使不是垃圾食品，也太过量了。即使是能力范围内最好的食物，吃多了也会很难受。所以，我不觉得问题完全是由过量的垃圾数据造成的。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事情是，有大量的有用信息存在于世，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这是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不得不放弃。
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画成点状图来看会发现，信息量大得令人分心、注意力被不断转移、社会喜欢利用互联网进行控制和监视等，这些都是相互作用的。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是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和信息伦理学教授，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的研究主管、上广实践伦理学中心的杰出研究员。在牛津大学以外，他是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经济系驻地杰出学者。他的最新著作是《第四次革命：信息领域如何重塑人类现实》。出版社供图。
赞·博格：随着虚拟身份的产生、虚拟人物的使用，虚拟的自己与他人之间以屏幕作为“安全”屏障，人们在网上的行为与面对面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整体来说，这种发展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有什么影响？这种转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问题，以及有什么好处？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我觉得有一些好处。回到互联网的好处和坏处这个话题上。好处是我们拥有了重新构建自己身份的机会，这种机会真的是无价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住在我现在生活的这种500个人的小村子里，那会有多么局限。你会很难脱离大家所认为的那个你，很难表现出任何不同的样子。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他们认识你，他们对你有了固定的印象，那就是你，无法轻易改变。而在网上，我们的机会更多一些。当然，有些技能我们还需要学习，有些机会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但是，至少网络空间的可塑性更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互联网中，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可以有更多的掌控，这也包括我们想要认识的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加入新西兰或者加拿大某个乐队的粉丝团体，也完全可以做到。我还能回想起那种挫败感：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意识到“除了我，大概不会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所以，互联网的可塑性是一个好处。
互联网也会提供更多的空间。如果你将空间看作现实中的物理空间，人与人之间距离太近，就会摩肩接踵、拥挤触碰。然而，有了网络世界，你想要多少空间就有多少空间。
赞·博格：不过，如果没有那种身体上的互动，会不会缺少了一些东西？比如，我们会不会因为网络的互动而失去与他人并肩相伴的脆弱感？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我们正在失去互动的部分感受。因为我们在网上与人互动——比如使用社交媒体——不会有身体上的体验。这种互动不是我能否看到你的脸，看到你是否在笑，看到你是否在移动双手。这种网上互动的环境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感官感受。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很多其他的线索，而这些线索我们还没有适应……是的，我们正在失去与他人并肩相伴的感觉、与他人同处一室的感觉。但是，我们也许会在这种网络环境中找到一些决定性的线索，体验到一些新的存在感。我不想说得太详细，不过表情符号就是其中之一。人们需要比几行字或一张照片更多的存在感。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遗忘了如何遗忘
赞·博格：我想继续聊聊记忆。您在哈特福德郡大学的前同事、哲学家帕特里克·斯托克斯曾写道，随着我们将越来越多的记忆外包给手机和电脑，在其中存储和分享每一个时刻，我们慢慢“遗忘了如何遗忘”；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仍然可以体验的时候，就开始忙着回忆这段经历”，您认为这种现象是否值得担忧？还是说，我们只是找到了新的沟通和记录的方式，以及一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这个提问涉及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东西具有绝对核心的哲学价值。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误解。我们暂且称它们为记忆的技术。实际上，它们是在抹去我们的记忆。它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把记忆呈现为过度扩展的、永恒的现在。典型的例子就是搜索引擎。从前，你的部分记忆会沉淀成块，你不会再想起它们，却真正拥有它们。这是我最近提出的一种关于“结束”的定义。结束不是遗忘，是记住而不是回忆。你不会希望忘记发生过的事情。相反，历史是需要被记住的。但是，你也不会
希望那段记忆一直被唤起，否则你永远无法前进。比如，两个朋友吵架了，或者你和你的配偶有些矛盾，我们需要让这些事情翻篇，但这不是清理或删除记忆……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技术就是在不断地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反反复复地推送到我们面前。因此，记住、遗忘、回忆、结束，这些我们发展了数千年的娴熟艺术，都被现代技术彻底地打乱了。想想个人的身份，有多少记忆是真正属于你和我本人的。有一个经典的思维实验：如果明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没有任何记忆，我不知道怎么打壁球，不知道怎么说英语，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一无所知，一片空白。那我还是我吗？我们可以花费无尽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说法，那就是你已经失去了自己。
让我们把这些拼凑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随后开发出管理记忆的技术。这些技术管理的其实是个人身份。所以，这就补充了我们20分钟前进行的一系列对话——为什么比起汽车引擎，这些技术对我们的生活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毕竟，汽车引擎并不能改变我，我并不依赖于它来管理我的个人身份。也确实有人会与自己的汽车产生共鸣，但那样多少有点可怜吧？这些技术是为了管理、转化和处理你的记忆，因此，这些技术也会管理你的个人身份。你得小心管理这部分记忆。你已经掌控了信息，也就是掌控了个人身份。
过度依赖技术，导向一个越来越单调的经验世界
赞·博格：是否因为如今对技术的依赖，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拨弄着手中技术设备的表盘时，是否也错过了生活本身？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从我说过的话和写过的作品中，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倾向于以波莉安娜式的乐观主义来看待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机会。线上、线下的力量相互作用，彼此可以成为更好、更丰富的体验。技术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加新的元素、新的方面，技术其实也可以将对方拖垮，约束和限制我们的生活。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两极分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会因为技术而萎缩。
在我的印象里，许多人在数字和模拟的世界中——线上和线下——就像一颗超新星，逐渐坍塌成一个越来越狭小、越来越单调的经验世界。但是，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也许是少数人，我也不确定——他们的世界其实是在扩张。你可以做更多事情，你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享受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也取决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和受过的教育。
你想拥有的世界里应该有线上和线下两种选择，它们相互合作，让事情变得更好。这是一个走向成熟的信息社会。在那里，我们没有一味地追逐着新的应用程序或者新的创业公司，而是在思考我们想要建造的人类工程。这是我目前觉得非常失望的地方——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至少不多。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变化是自下而上的
赞·博格：这让我想到您在另一次采访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您说过，“我们确确实实正处于令这个星球无法居住的边缘，也许是时候改变了”，这种改变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我们需要做什么？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有人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对彼此的排斥和对环境的破坏更为紧迫的问题，那他们应该去办公室外面多看看。从本质上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和我们对彼此的破坏程度。
我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破坏行为。破坏行为，在有的情况下被称为“恐怖主义”，在有的情况下被称为“环境破坏”。无论是哪种，目的都是毁灭。对于这种破坏行为，我们还有机会去扭转，但是时间非常紧迫。同时，技术确实可以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从基础上来说，技术可以向我们提供更加智能的生活方式，帮助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活。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乌托邦”。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我们的消耗，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加智能地使用我们所消耗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少花费多办事。在这些方面，技术都可以发挥基础作用。麻烦的事情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即使考虑到面对的是破坏者和恐怖分子，我们使用技术的方式也是错误的。我们使用技术来监视和检查人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互相交流。
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迟早会坐到那张交流的桌子前面，问题是要付出多大的痛苦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是100年，那就等于我们对彼此强加了100年的痛苦。轰炸这个，轰炸那个，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坐到那张桌子前面。北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在我看来，技术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它并没有发挥这些作用。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所以我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不过，就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言，这么说吧，机会就在那里。这些技术是“绿色”的，因为它们是反破坏的。它们可以帮助环境，也可以帮助社会。我发现这些配方中缺少的都是政治意愿。
赞·博格：变化将从何而来？谁会来带动这种变化？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如果我们是在几个月前进行这样的对话，我会说：“我们需要了解政治对社会的影响，这样才能抵御那两种破坏行为，才能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迈进。”今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现在认为，政治只会是载体、工具，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道德观。最近，我在布鲁塞尔开完欧洲会议之后，有人问了我一个直接的问题：“只需告诉我一句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压力之下，我说道：“先苦后甜。”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只要继续买那件价格便宜的T恤，或是那块价格便宜的鸡肉——是的，这对我的钱包有好处——环境就会因此而崩溃。
赞·博格：问题是，这种“苦”应该如何开始？一定要由上而下吗？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乐观。如果你看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灾难发生之后，世界会有巨大的变化。两枚核武器爆炸之后，我们才决定要对核武器进行管制，还有冷战等事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我们需要经历一场灾难，然后才会醒悟过来说：“你知道吗？我们需要改变方向。”我们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情是在争取时间。从环境保护到恐怖主义，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我们都在争取时间。这就是我有点悲观的地方，我们没有时间了。与过去相反，与过去的危机相反——虽然核危机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没有时间的情况了——特别是在环境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做什么都留下一团乱局，就会有一个“不归点”。
理论上，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变化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它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我不认为政府里的少数开明人士会带来这种变化。它必须是整个世界、全体人民一起说：“够了，够了，我们必须改变。”这意味着更好的资源分配、更高的税收，因为我们所支付的价格比不上我们所消耗的成本。如果不是因为某些人、某些地方正在经受痛苦，那件T恤不可能那么便宜。
原文作者 | 澳大利亚新哲人编辑部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导语校对 | 陈荻雁